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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《四个春天》导演:性情中人拥有更多平行宇宙

2019-01-28

正在中国大陆院线上映的纪录片《四个春天》,票房已突破1,000万人民币(1元人民币约合0.15美元),在偏向文艺的评分网站“豆瓣”上得分8.9,在偏向娱乐的“猫眼电影”上得分9.0。上一次大陆出现打通观影大众与文艺人群的电影,还是半年前多前现象级的《我不是药神》。

去看过《四个春天》的观众,很少有不流泪的。导演陆庆屹将自己父母的日常剪辑在一起,却呈现出了生活中很容易被人忽略,但又那么浓烈的温暖、热情,以及悲悯感。无数人在写下自己感受的时候,都表达了对导演的致敬。

导演陆庆屹却不是一位“常规”的电影人。他不是电影学院科班出身,很早就离开家“闯荡世界”,做过五花八门的工作维持生计,最终成了终日与影像“厮混”在一起的人。他说他受自己父母影响很深,而他们家对于摄影也颇有渊源:在3万块钱就能在家乡县城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的时代,陆庆屹的姐姐花了近2万块钱给他们的父母买了一台DV。而当年用DV拍摄的一部分影像,也被陆庆屹放入了《四个春天》,同时也放入了影评人的争论场。

多维新闻记者见到陆庆屹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,他刚刚经历了各路媒体一整天的“狂轰乱炸”,从上午十点开始。打火机点烟的火光背后,是一双已经能看到血丝的双眼,以及因为疲惫而有些黯淡的脸色。但他说人的精力完全可以应付这样的节奏——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往嘴里送了一口烟,眼皮撑到打五折的程度,这可能是他独有的某种倔强。为了给电影去中国各地做路演,他已经连续一个月保持这样的作息。不过一旦聊到他喜欢的东西,比如足球,比如曼联队,比如他那些引以为豪的、通过各种因缘际会建立的友谊,他会瞬间“一键激活”,脸上的神采让人确认,他确实属于影像这个行当。

当聊到未来的话题,他似乎在害怕“极致的孤独”;但说起孤独,他又像是个过来人,言语间透露出阅历写下的游刃有余。采访结束,记者的同事小声嘟囔:“真想问问他到底成家了没有,但又怕不合适——他怎么看上去那么无牵无挂的,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样子。”


“性情中人拥有更多平行宇宙”


——陆庆屹访谈录


记者:《四个春天》上映后,舆论给出的高频词包括“温情,温暖,诗意,家庭,爱,生活,故乡,田园,乐天知命”,这些反馈与你在创作过程中的想法契合吗?

陆庆屹:差不多,特别是有两个微信公众号(发布的评论文章)提到“生命状态”打动了我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灵魂的,你的灵魂在你的生命里怎么呈现,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东西。我知道我的父母以前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活,在经历过那些生活之后还是依然保持一种对生命赞颂、歌颂的状态,让我特别感动。

记者:你所说的那种生活是指贫穷、艰辛之类的吗? 

陆庆屹:非常艰辛的状态。有的时候我想起父母养育我们的过程,真实特别不容易。我姐在病床上跟我妈说“想回报父母”,但是没想到是这样的结局(记者注:陆庆屹的姐姐因病去世,《四个春天》中也记录了这段过程),她说那个话是因为她钩起的(关于父母的)回忆太多了。最困难的时候,(父母)他们俩个月工资加起来九十几块钱(1元人民币约合0.14美元),我哥每月需要30(元),我姐需要40(元),我们三个人(记者注:此处指陆庆屹与父母)每月只有二十几块钱的生活费。这种状况下,父母还能去照顾我们的情绪,尽量的让我们活的好一点,我妈说我不管怎么样不能让你羡慕别人,她会尽量在我有需求的状况下用她的方式来满足,我觉得特别了不起。其实我从小也没跟父母提过任何要求,都是他们(主动给予我)。比如说书包该给你换一个,她可能拿我表哥的书包给我,类似这样的方式,你随时都能得到心灵的满足。所以就觉得家里特别有凝聚力,这种凝聚力当时没有意识到,但是你离开了家那种感觉就很明显,而且你也不会抱怨生活太贫穷之类,根本就没这种概念。就算父母揍你也是觉得你有地方做的不好,想要你改正,是这种状况。我觉得我父母特别了不起,他们一方面不会抱怨生活,尽量的做一些副业来挣点钱,让家里生活的好一点——虽然也好不到那儿去,但是在努力。在那种状态下,其实我也是参与者,我从小就帮我妈做刺绣,会觉得挺自豪的。他们就是有那样的魅力让孩子感受到爱。 

记者:这点确实让人印象很深,我看到很多人在看完《四个春天》后写自己的感受,说影片开始10分钟以后你就会完全喜欢上这老两口,我自己也是同样的感受。其实从2012年开始,你在网络上发布的两篇散文《我爸》《我妈》就已经有非常大的阅读量了。你在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父母身上的这种人格魅力?

陆庆屹:从小就知道了。 

记者:他们在当地也是人缘特别好吗?

陆庆屹:没法不好,自打我有记忆开始,我们家就没断过人,都是我爸妈在生活中碰到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我们家来寄养,所谓的寄养就是村子里的小孩他考到了县城的中学,就住到我们家来。那个时候我们家在马尾镇,我爸在马尾中学当老师,连我住在都匀市的大姨都会把孩子送到我们家来,就是觉得我爸妈肯定能教好他们。从那儿以后(来我们家住的孩子)就从来没断过,后来数了一下前后将近20个,我父母从来没收过他们任何一分钱,所以我们家生活非常困难,家在村子里的孩子每个月都要回家背一担米过来,否则(在我们家)真的就没饭吃了,就是这种状况。我父母他们就是能去做这些事情,挺奉献的,没法不招人喜欢。 

记者:听起来从来没有把那些孩子看成乡下的穷亲戚。 

陆庆屹:没有,完全没(把他们)当外人,就是像自己孩子一样,自打我有记忆就一直是这种状况,直到我离开家都还是这样。我爸给他们辅导功课的状态,用当地的话叫“火钳比较硬”(我妈妈也这么说),就是管的比较严格。这些孩子基本上都“成材”了,大部分上了大学或者大专,有的没上的但是后来生活也不错,都特别感激我父母,所以这种影响还是挺大的,在当地肯定是大家有口皆碑的状态。

记者:作为拍摄对象来说,他们是你的父母,但是你有没有想过,两位老人其实是挺特殊的人,或者说身上有很多不一样的特质,除了在受人喜欢、受人信赖,妈妈在当地还是有名的民歌手,更何况绝不是每个人的爸爸都会8种乐器。 

陆庆屹:将近20种。 

记者:对,8种只能说是按大种类划分。有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很特别的人?

陆庆屹:我知道,其实从小就知道。我爸不太主动社交,没事绝对不出门的那种,除了去爬山,基本上是这种状态。小时候我觉得挺奇怪的,我爸每天就是工作、照顾家庭,然后(玩)乐器,就这三件事情,一生就这样。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亲戚,包括父母的朋友,都是一有什么困难就找我妈、我爸,就这样,为什么不找别人?那就是因为他们愿意帮助人解决问题,而且解决完了丝毫没有居功的感觉,从这方面来说,我真的挺佩服我父母的。可能那一代人经历的事情大都比较“简单”了,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些都不算事。  

记者:《四个春天》上映之后,在你老家那边有什么反响吗?  

陆庆屹:挺轰动的,中国移动都匀分公司还开了一场《四个春天》观后座谈会。还有一件让我挺感动的事,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子,她看完电影一路哭着找到我们家门口,在那儿拍了张照片走了。 

记者:说到这一点,你在剪辑的过程中会有情绪很激动的时候吗?  

陆庆屹:太多了。

记者:很多观众都说自己在观影过程中哭到不能自己,包括我所看的那一场,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看上去是中年男性的人,我能很明显的听到他抽泣的声音和擦眼泪的动作。  

陆庆屹:我自己在剪辑和观看的过程中当然也会有很多情绪激动的时候,好些片段都不敢面对的,不止是离别的片段,包括那些看着父母幸福的状态,都会特别难过,因为你知道他们老了。有好多观众跟我说,希望时光在他们身上不要起任何作用,希望他们一直这样下去,其实我也是这样的感觉。 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的一场放映,我进去早了(记者注:指映后交流环节去早了),看到最后三分钟左右,我坐在最后一排看到自己哭的不行,就在想我的爸妈怎么会老去,就那种感觉,觉得很残酷。他俩人那么美好,真的特别美好,从小就知道他俩特别美好。 

记者:说到这部影片本身,其实能看出来,关于生老病死的情节,包括整体的取材,有很多克制的地方,但同时片中又穿插了大量的空镜头,展现出一种类似于歌剧咏叹调式的抒情。在纪录与抒情之间,你有想过怎么样去平衡吗? 

陆庆屹:我基本上是凭直觉,没太多的去思考、探索的意义。在拍空镜头的时候,很多时刻也是有情绪在里面,你看到那个画面也想起当时的场景,你个情绪可能能够与人联系起来,就是一种直觉。我也不是电影科班出身,不太会去做理性分析,就是觉得这样合适,就这样去做。剪辑的时候内心也会有起伏,一定会有,我觉得任何人去剪片子都会这样,否则的话,你很难把情绪注入进去。

记者:其实我自己在看《四个春天》的时候,除了大部分观众都有的感动之外,我自己更多的是一种惭愧的感觉。 

陆庆屹:为什么? 

记者:你父母已经那么大年纪,达到“金婚”了,两个人在一起那么多年,可互相之间情感的表达依然是直接而炽热的。我自己结婚还不到10年,有时候面对家人,或者出于疲惫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,很多时候会忽略了家人的感受,对情感表达也不那么在意。但是看到你父母那种状态,才会让人相信原来世界上真有这样的相处方式,而不是文学作品里编出来的。 

陆庆屹:我觉得他俩挺特别的,就是我自己,可能很多话也难以启齿。 

记者:中国人大概普遍比较含蓄,情感不外露,也不那么善于表达。 

陆庆屹:有可能是我们那边人受到礼教的束缚比较少一点,当地少数民族比较多,包括我们家也是布依族的。反正我妈就和小孩一样,有什么就说,有火就发,两秒钟之后自己就哈哈的乐,特别逗。我拍了一个镜头,她抱怨我爸穿鞋慢了,做出那种(表情),然后自己就哈哈的笑起来,可能她那种性格就比较外向一些,你要说惭愧我也有些惭愧。

记者:你觉得父母对你的影响大吗?   

陆庆屹:当然,他俩太温柔了,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温柔,特别替别人着想。

记者:对,很多母亲的脾气是真的火爆,但是像你的母亲,她有火辣的一面,就像你说的,她说两句激烈的话,然后自己又会哈哈的笑,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。

陆庆屹:她特别能释然自己,她可能也觉得自己挺好笑的,发什么火呀,但是她的性格就是火爆。他俩对待所有的人都特别的真诚,绝对是尽力,需要帮助的人一定是尽力帮助,不会说其他的,所以我觉得他们生命力及其旺盛,有那么多精力做那么多事情,有时候我都无法理解。不止说寄宿在我们家那些亲戚、朋友的孩子,每一天都有无数个学生找我爸,我爸是教物理的,但是会有人来找他解决化学问题、数学问题,他这方面虽然也很厉害,但那些学生为什么不找他们的主课老师?他就来找我爸。我爸太耐心了,做任何事情都特别耐心。他72岁时自己还想着买一台电脑来学,自己跑到贵阳市去买一台电脑回来,一开始文件夹都找不到,还打电话问我文件夹怎么找之类的,学习拼音打字。在问我怎么把视频弄到电脑上以后,就去买了“会声会影”的正版软件。有好多我都琢磨不清楚的功能,他都捣鼓出来了。有一回我在北京,他说你回来后给你个惊喜,我说是什么?他说告诉你就没惊喜了。回到家他给我领到电脑前,打开电脑说你看,我能让那个字转起来了(用软件做出来的效果)。

记者:电影中呈现出来的部分,你可以说他们就是住在县城里的普通老夫妻,也是一对普通人,但是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“诗意的栖居”状态,其实更接近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,虽然他们并不以研究学问为职业。  

陆庆屹:可能他们那一代读过书的人,在精神追求上更多一点,包括音乐这方面,还有其他日常生活当中的,其中寻找乐趣的心理会让他觉得这些事情不是问题。如果换一种心态,很可能会觉得烦。

记者:电影中母亲有一句山歌唱的是人无艺术身不贵,不会娱乐是蠢材,让我觉得很震撼。 

陆庆屹:这就是山歌里的一句,就像人民的智慧,但可能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,你看包饺子包着包着就唱唱歌,我们日常就是这样的,所以亲戚喜欢到我家来吃饭就是这样的,到我家总是其乐融融的状态。 

记者:包括你父亲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用DV拍摄家庭影像。

陆庆屹:当时那是我们贵州独山县唯一的一台DV。

记者:我看资料里说,是你姐姐是花了一万多块钱买的。

陆庆屹:有两万多了,光机器是19,800(元),加上录像带,加起来两万多。当年我舅舅在县城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,花了三万块钱。人的需求不一样,有那个钱可能别人会添置彩电,或者好一点的洗衣机之类的,我父母他们可能第一想的是,我想要一个手风琴。人跟人就是有差别的,就像我有了第一笔闲钱的时候第一个想法是买个照相机,没有想着买其他的。当然我也有其他的需要,但我就是想要一个照相机去拍照。

记者:影片中另一个让我感触很深的地方是,他们已经挺大年纪了,可精力依然那么旺盛。

陆庆屹:是行动力,我现在也是这样,为了给《四个春天》做路演,我一天睡三个小时,已经有一个月了,几乎天天如此。这就是行动力,你去做了你就知道没那么累,人完全能够承受。主要还是你心理的,你是觉得这件事情很累很烦,你不愿意去做。比如说家务这个事情,你真去做你觉得也没那么烦,挺简单的,所以还是你去不去做的问题。我父母他们这代人在曾经很艰苦的情况下,已经培养出那种行动力了,什么事情都靠自己的双手去做,我觉得是这样的。我在北京种了将近200种植物,到了开春的时候,基本上是4点钟我就起来了,开始刨地之类的,为打理花草做各种各样的事情,有的怕太阳晒了,中午搬到阴凉的地方。你去做了你就觉得没那么累,人的精力其实足够旺盛,你愿不愿意去付诸行动。

记者:你觉得是时代的发展、城市化的进程等等的因素让现代人的行动力有退化的趋势?

陆庆屹:那倒不是,就是一种生活习惯,我反而认为是进化,人一直在进化,以前的人种田,现在城市里的人不需要做这些。你有兴趣就做,没兴趣就不做,干嘛非逼着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呢,比如说家务我不喜欢做,就请个阿姨做,那怎么了,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,我觉得不需要比较生活方式。

记者:你本身的经历很丰富,你身上的故事还带点传奇色彩,有类似生活经验的青年导演,在影评人中间流传着一句话,说这样的年轻导演比较钟情于“穷山恶水黑社会,小偷妓女长镜头”。你是怎么想到把自己家的故事拍成一个作品?

陆庆屹:我其实一直在记录,这个片子是我记录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,应该说是我想给父母一个礼物和交代,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对我放心,也算是承诺,因为这种承诺可能是我自己内心里的,我想让他们从一个旁观的角度看他们自己,(他们)怎么那么可爱。他们自己不会想这些,他们觉得生活就是这样,你应该做什么,不应该做什么,就这些而已,但是从旁观角度看,他们会有不同的感觉。所以我爸才会对媒体说,我看到我自己在大荧幕上,谢谢我的小儿子,然后他突然觉得好像不太对,又加上一句“也谢谢我的大儿子”,因为我哥当时就在他旁边。(笑)

记者:在中国很多的独立纪录片作品里面,有关故乡、乡土题材的叙事中,家庭的亲情往往会被时代的洪流所碾压、消解。但是在《四个春天》中,你所处的这个家庭,家庭成员也是一个流散的状态,但是亲情并没有因此而崩塌,反而变的更加有张力和韧性。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家庭是怎么做到这一点?

陆庆屹:说来挺奇怪,我们家人都是赞美性人格,不太在意经历不好的事情,可能跟我父母的性格有关系。我在网络上的签名是“人生没有苦难,自有经历”,我确实觉得这些都是都给了我力量,我所经历那些所有的事情,之所以有它们才有了现在的我。我不管这个片子能不能成功或者怎么样,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,是因为那些经历塑造起来的。每个人都是一样,只是你愿不愿意去想这件事情,你愿意去想,你就知道在你经历所有的事情很多很多的偶然,在某一个需要抉择的时候你选了哪个方向,这些东西慢慢的塑造了现在的你,不管是什么状态。我特别容易去为这些事情感动,我不知道为什么,为那种偶然的东西感动。

记者:你觉得你是一个感性的人吗?

陆庆屹:当然。影响一个人的因素太多了,我印象中有一次,大概是1991年还是1992年,我在球场上认识一个某大学化工系的男生,跟我关系特别好,他是湖南永州人还是永安,他毕业的时候约我去他家玩,车票都给我买了,但是临出发前一天我在骑车的路上,我就在那儿想,我不想去,我不想别人给我买车票让我去玩,我就拒绝了他。之后他很少再跟我来往了,其实是我让他失望了。他后来成了宝洁公司职位很高的一个人,如果按照我们的友谊发展下去,毫无疑问他会在工作上帮我,比如给我在宝洁安排个工作什么的,但是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伤他太厉害了,他都跟他爸妈拍电报说我有一个好朋友要过来玩,但是我就是觉得让别人花钱不舒服,不知道为什么,就拒绝了他。这件事情如果按照通常的样子发展,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,也许我会去宝洁干一份写字楼里的工作,也许会过上很多上班族那样的生活。所谓的自由意志很难说,你在某些时刻里面的选择,非常偶然的选择,会影响你整个人生的方向。我总是被这样的事情感动,这种感动是种神秘的东西,说不清楚。你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有那样一个选择,没法具体说清楚。他为什么会让你感到愧疚?花他的钱会感觉愧疚?你想不清楚。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,为什么我选择去矿山?我就是一个闪念说我要去矿山,那我就去了,但那个时候可能会选择别的,但我怎么突然间脑子里会闪出去矿山的念头?我不清楚。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,大概是1997年还是1998年,那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出版公司上班,骑车经过魏公村(记者注:魏公村是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个地名)的时候,我脑子一抽我就拐进了一条小路,进了中央民族大学,然后我就看见两年前认识的一个人在足球场踢球,我过去跟他打招呼,命运从此就(发生了)巨大的改变。当天晚上我在他租住的一个房子里聊天,后来我就开始经常到他那儿去,认识了一些朋友,其中有一个变成了我的好朋友,无话不谈的、很交心的那种朋友——刚开始我们俩是格格不入、互相瞧不上那种,但是因为某一天他看了我的日记,满世界找我,说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,我看你日记都看哭了,太感动了,他说我要做你好朋友,后来我俩关系特别好。他毕业之后要去广州,他走了以后我觉得(心里)特别空荡荡的,就决定去矿山。回到我还在出版公司骑车上班的那天,那天如果我往别的地方拐一下,就没有后边所有的事情,(我的人生)绝对是另外一个方向。

记者:所以性情中人要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平行宇宙。

陆庆屹:对,有可能是这样的,(我会)碰到更奇怪的事情,因为我是特别随性的一个人。我始终觉得我对生活的态度跟我爸很像,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,很多行当我都想学。

记者:说回到你的电影,影片从前到后,拍摄与剪辑都经历了一个成熟的过程,前面的镜头转换有不少生涩之处,后面的静止镜头有了小津安二郎的味道。而同时给人的一种感觉是,当导演有意把自己隐藏起来,开始像一个真正的创作者那样对人物进行观察,影像的温度与代入感也随之受到很大的影响,影片前半部分所形成的影像与观众之间的桥梁似乎消失了。你有想过这方面吗?

陆庆屹:我不这么认为,因为所谓的“留白”就在这儿,其实有些事情你知道它发生就可以了,你不需要用特写的方式把它拍出来。相反是你更多的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,因为你之前已经知道他们是什么性格了,然后有了环境之后这些性格可能才有了理由,包括片子里加入的老录像(记者注:《四个春天》中导演将自己父亲、母亲、姐姐等人在早年间用DV拍摄的影像放入到影片当中,这一做法在评论界引发了讨论),很多东西都有了所谓的家庭前史,它就有了答案。如果你一直拍的所谓的特别“近”的东西的话,可能你最终呈现出来是家庭的生活状态,家庭的日常状态,可能无法超越日常去看待人在自然里面生命里面是什么样一种方式,所以我会选择一些远景,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也经常回到远处看它,以前也会这样,只是我拍摄初期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很重要,我在不在场他们都是这样的。比如说我爸挑水的镜头,有人说你爸挑水你都不去帮助你还去拍——废话,我爸不让我挑,我挑水会撒出来,而且他有这个能力他就不允许别人剥夺他去劳动的权力,他就是这样的性格,而任何事情你在做的时候,他都想帮你做,他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有很多人会批判这些,但实际上如果说我不在场呢?我不在场的时候他不也是这样一种状态吗,这是他的生命力,我能做的事情我当然会做,比如说家里的年夜饭,这几年年夜饭全是我做的,我根本就没去拍,我也没工夫去拍,这些东西我觉得不需要讨论。

记者:这种生命力的状态当然毫无疑问,包括拍摄的内容本身绝对是真实的,这一点没有什么可怀疑。但在你逐渐“觉醒”的过程当中,前后出现对比变化的时候,影像本身的真实性会让人产生一点怀疑。看到后半段的时候我会让想到阿方索·卡隆的《罗马》,他其实是根据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创作了一个故事,但是把这个故事拍的像一个纪录片的感觉。你在后半段完全把自己藏起来,树立一个很客观的视角,没有像前半部分有那么多亲自参与的时候,反而会让人觉得有点像在拍一部剧情片,变成了“虚构作品”。

陆庆屹我觉得是这样: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,你肯定会有变化,你肯定在力求变化,尤其在文艺创作的时候,原先的那些方式你肯定会看到问题,会想怎么变化,每个人的变化过程是不一样的,我的变化可能就是这种方式。而且我觉得把这个变化过程放到自然当中,对我来说是更动容,父母他们走进山林里面去,这就是他们的生活,我在不在,或者我离开家之后他们日常的生活状态原来是这样的,我想了解这些。往往我们得到很多的信息其实都是有一些提炼的,比如说在电话里面说“好,都挺好的”,这种东西是提炼出来的,报喜不报忧,但实际上会是什么样?

记者:你想试试看,自己真的不在场时,父母是什么样的状态。

陆庆屹:对,但其实到最后,不可能完全处于离开的状态,像我妈会让我闻一下那个花香不香,她很自然的说“香”,分享一下,然后她去山上的时候又确实忘了我的存在。

记者:《四个春天》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,就是可以当作一个人类学的鲜活文本,人物与当地食物、自然环境、风俗的关系非常生动。在创作的过程中,“民俗类”的元素是加入的更多还是删减的更多?

陆庆屹:删掉了很多……

记者:我看你在其他采访中说删了很多关于吃的段落。

陆庆屹:对,关于吃的,还有邻里之间的关系,还有其他人的状态的东西,删掉很多,是因为我觉得我把控不了,加进来之后很乱。我试过,最初我是那么做的,后来发现不行,真不行。

记者:但是删了这么多还是让人感到很丰富的。  

陆庆屹:他生活就是那样的,你只要去记录,就会呈现。在任何一个地方,人们自然的生活习惯都是带着信息的,那种信息怎么都删不了,就算镜头怼到人脸上,也是有信息的,脸上的沟壑,表情,每个地方的人都不一样,性格是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后来我想明白了,这种环境,它就是这样人的状态,包括身高,包括口音,包括生活习惯、地理特征。我觉得对人影响更大可能是地理。

记者:说到地理体征,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贵州这个地方。2018年贵州突然成了中国的“网红地域”,毕赣以及他的两部影片开始走进大众视野,饶晓志的《无名之辈》大卖,现在《四个春天》也获得了很多讨论,讨论的话题就包括贵州、贵州方言突然霸占中国大银幕(记者注:毕赣、饶晓志、陆庆屹等三位导演均是贵州人,他们影片中的故事或记录都发生在贵州,片中人物的对白亦使用贵州方言)。 

陆庆屹:我觉得贵州人挺聪明的,这种聪明可能就是被禁锢了之后在某些方向发展不太好,但是滋生出他们自身的文化,那种文化可能带有很多的神秘感和幻想,因为有大山,它不像平原、大海这些地方,你一看就心情开阔。大山是神神秘秘的,那里的气侯变化也很快,人在那种时候环境下,自然就会带有那种神秘感,这种东西可能在文学作品里会增加色彩。贵州人确实有一些对神秘的东西很感兴趣的心理。以前是因为(贵州人)很少有跟外界沟通的桥梁,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抒情,不知道怎么抒发这些东西,一旦这个桥梁能够打开——比如网络——学习的机会多了之后,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大家都同时(做)同样的事情。上世界90年代的时候,有一批东北的画家在批判现实主义、自然主义方面很厉害,就是这个道理。

记者:从一年多前的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《生门》,到前不久的《最后的棒棒》《生活万岁》,不管作品本身的评价如何,这些纪录片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讨论与关注。纪录片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?它的好日子快来了吗?

陆庆屹:我不觉得,我觉得是观影人数越来越多作为基数,看别的片子的人更多,(看纪录片的人)比例还是那样,我们只是看到了看纪录片的人数增加,其实看别的片子的人数也同样在增加,甚至可能增加的更多。

记者:电影市场总量增长,观影人群选择观看对象的比例没变,不同类型电影的受众都是按比例上升。

陆庆屹:对,仅此而已,好像纪录片在全世界都这样,喜欢纪录片的人还是没那么多。

记者:有些人会觉得纪录片导演可能需要为扩大观众基数而改变,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?

陆庆屹:没想过,我不太去想这些问题,我对其他的纪录片导演也不太了解,我只是觉得有很多的导演像斗士一样,非常钦佩赵亮、王久良、周浩这样的导演,我拍不了他们那种东西,我挺佩服他们。他们很有使命感。

记者:但是看起来他们的生存状态似乎不是那么好。

陆庆屹:那怎么办?其他纪录片导演的生活都没有那么好,都不怎么好。

记者:作为从业者,你怎么想象未来的观影方式?我采访过的一些导演,他们认为未来电影可能是更加私人化甚至更加孤独的一种状态,发展到最后电影可能就一个药片,你把它吃下去,影像就会投射在你大脑的视觉神经上,而影院会成为一个更偏向于社交属性的东西,可能不再是人们主要的观影方式。

陆庆屹:太可怕了,我对很多科技的东西是排斥的,我很讨厌手机里各种各样的软件,也不能说讨厌,我觉得我不感兴趣,我直到现在我都不会用淘宝,我爸都会,我不会。不是我不能去做,而是我没觉得它对我来说没有这个必要。包括3D电影我也不爱看,我在很多方面挺执拗的。

记者:你不能接受影院这种观影方式的旁落吗?

陆庆屹:如果真是消失了,那只能这样了,我不太去想这个事,你刚才说吃一个药片之后就出来(画面),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

记者:这个场景可能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,但是在未来可预期的范围内,比如说再过十年、二十年,电影可能不再是人们主要的娱乐方式,大家可能更喜欢《头号玩家》里呈现的,带有参与感、互动感、社交感的游戏属性的东西。

陆庆屹:那我可能就改行了,我对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。

记者:或者至少是,人们在自己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,通过类似VR、AR等技术,完全实现影院的观影效果,从画面到环绕立体音响。

陆庆屹:我不喜欢,非常不喜欢那样,那样看球赛可以,但是看文艺作品……也可能可以,但是完全变成那样一种状况,我感觉似乎看到了极致的孤独,通过这种方式在稀释你的孤独。

记者:你害怕那种孤独吗?

陆庆屹:不是害怕,我是觉得可能整个人类会变成另外一个模样,整个社会变成另外一个模样。高楼大厦已经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的不像以前那么的丰富,大家都窝在家里宅着,都已经这样了,通过电视综艺节目看看热闹,自己身处热闹了,又觉得烦,都已经这样了,我觉得很分裂,我不喜欢这样。

*文章转载来源:“多维新闻”a